苏熠慧 | 服务业转型中售货员多维身份认同的变迁——以L市为例

　　摘要：文章通过“交叉”（intersectionality）理论，考察女性售货员在服务业转型过程中多维身份认同的变迁，探讨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国营百货A与市场经济时期的私营百货B的女性售货员在公民、性别和阶层三重身份上的差异。研究发现，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安排的性别分工下形成的公民身份逐渐由于市场进入而消逝，建立在“姐妹情感”上的性别认同也逐渐出现分化，性别分化与阶层分化互相加强。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中国剧烈的社会转型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包括女性劳动者。服务业，尤其是百货业，历来是女性劳动者聚集的行业。服务业的变迁也带动了许多女性劳动者命运的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商业系统逐渐由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分配的机制转为由市场主导的机制，原先商业系统内部的招聘和用工方式、薪资结构、福利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不仅对女性劳动者的劳动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得她们的身份认同发生了改变。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时期，女性售货员的劳动方式是否存在差异？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女性售货员身份认同是否存在区别？本文通过引入“交叉”（intersectionality）理论，从性别、阶层等多个维度来讨论不同经济体制下女性劳动者的身份认同问题，由此探究，当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期，女性劳动者与国家、社会、市场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服务业女性劳动者一直是劳工社会学和性别社会学共同关注的对象。劳工社会学主要关注服务业中资本对女性的控制，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

　　一是“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这种范式认为，服务业不同于制造业，需要劳动者付出大量的情感，而女性则由于在性别期待中被认为更擅长情感沟通，大量地被安排在服务业中。因此，服务业的女性不仅将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也将对情感的控制权让渡给了资本家，使得她们的情感受制于资本。阿里·霍斯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的研究表明，资本对情感的控制造成女性在情感上的异化[1](P100)。情感劳动的范式突破了劳工社会学中将分析仅限于生产性劳动的视角，它使得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大量女性所从事的非生产性劳动。

　　二是“全球化”。以往研究只在国家或地区的范围内讨论劳动形成的不平等和剥削关系，但随着劳动力的跨国流动，许多学者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考察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和控制。由于这些跨国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第一世界国家从事服务业的第三世界国家女性，许多学者便聚焦资本的全球扩张及其对第三世界女性的剥削和控制，并认为这种剥削的结果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女性之间阶级与种族分化的不断加深。蓝佩嘉在对台湾家政工的研究中发现，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得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的女性大量进入经济发达地区（美国、台湾等地）从事家政劳动，不仅导致了她们与这些地区女性之间的矛盾和隔阂，还导致她们不同角色（母亲、家政工）之间的冲突[2](P110)。

　　三是“性别化的劳动过程”。劳动过程理论是劳工社会学的重要理论，但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一直关注制造业，并没有考虑到同一行业内和不同行业间劳动过程的性别差异。在布洛维（Michael Burawoy）之后的许多学者都批评传统的劳动过程研究将工人作为“抽样”的客体，不讨论历史和具体的工人在性别、种族和公民身份上的差异。这些学者在后来的劳动过程考察中都添加了性别的视角。例如何明洁在对酒楼女工的研究中发现，酒店业的劳动过程借用女性的社会性别建构对女工实施控制[3]。虽然三种研究范式都旨在讨论性别与阶级的关系，但都带有劳工社会学中“阶层优先”的假设，即劳资与阶层关系作为分析的核心，而“性别”因素像佐料一样被添加到研究中。这种“阶层优先”的假设遭到女性主义者的批判。劳工研究者也开始反思，尝试将女性劳动者的阶级身份和性别身份等同起来考虑。这一反思与女权主义者对于社会性别理论的突破不谋而合。

　　自从琼·斯科特（Joan W. Scott）提出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有效的社会范畴之后，它也成为一种分析性别关系的框架，被女性主义者广泛使用[4](P1055)。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许多女性主义者开始反思社会性别研究的局限性，即研究者将社会类别的一致性（homogenize social categories）看作非常自然的现象, 认为类别内的所有人都属于一种特殊的类，具有共同特征[5](P199)。这些学者不再认为女性是同质的整体，而开始关注女性内部的差异性，包括女性在阶级、年龄、身体机能、公民身份、性向上的不同[6](P13)。美国的黑人女性主义者最早站出来呼吁女性主义者在关心性别不平等的同时，不能忽略阶级和种族压迫。她们批判第二波女权主义理论仍然以白人中产女性的立场为核心，忽略黑人女性的经历，要求女性主义理论更多地关注黑人女性身上所遭受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压迫。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女性主义者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多重压迫（oppression）体系的相互作用，并尝试通过各种概念来描述类似的社会现象[7](P13)[8](PP42-47)[9](P413)[10](P297)[11](P334)。其中，以克伦肖（Kimberle' Crenshaw）提出的“交叉”（intersectionality）理论传播最广，而这个理论也逐渐被劳工社会学者用于分析女性劳动者的多维身份。

　　20世纪80年代末，克伦肖强烈批判美国法律中缺乏对黑人女性权益的保护。她用交叉路口来比喻种族和性别歧视如何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共同形塑黑人女性的生活经验[12](PP67-139)。1998年，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对“交叉”进行更加深入的概念化，提出“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其他权力相互作用形成社会制度，而这些社会制度反过来建构出被这些特征所定义的群体”[13](PP204-205)。她强调“交叉性”是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的连接点，既要考察宏观层面上种族、阶级和性别三种压迫体系是如何交织在一起，也要考察微观层面上的个体和群体如何在这样相互交织的压迫体系中获得现存的社会地位[14](P18)。在方法上，“交叉”理论不赞成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将“性别”或“阶级”等范畴解构，也不赞成将分析仅停留在“范畴内”（intercategorical）的分析，即分析女性内部的阶级和种族差异，或是分析阶级和种族内部的性别差异[15](PP1771-1802)。此方法强调不同范畴间的作用和关系。它首先承认女性作为具有多重叠合身份的主体，具有性别、劳动者、公民等多维的身份。这些身份相互作用，使得每个女性群体都具有自己的特征。其次，“交叉”理论强调“过程”（process）分析，它往往通过探讨宏观过程（例如社会变迁）对女性的形塑来动态地展示女性的不同身份是如何“交叉”的。本文将尝试使用“交叉性”研究框架考察经济改革前后女性售货员在阶层、公民、身份等不同身份上的认同变迁情况，考察不同时期女性售货员的不同身份是如何在社会变迁中构建起来的，并探讨不同身份相互作用的机制。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了L市的两个百货公司进行研究。一个是国营百货A，一个是私营百货B。对于国营百货A的研究，主要使用L市档案局的档案资料，以及对国营百货A的普通员工和领导的访谈，通过结合历史档案资料和口述史资料还原当时女性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和身份认同。访谈对象为20人。对于私营百货B，主要通过访谈以及民族志的方法进行研究，并辅之以100份问卷进行补充。民族志田野调查的时间为2013年7-9月、2014年1-3月、2014年6-8月。 

　　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国家的退出与市场的进入

　　L市位于福建西部，四周为山峦包围。从1934年开始，这个地区的商业便日趋蓬勃。1950年L市开始公私合营，进入大型的国有商业系统。1955年中国百货公司在此设立福建省L市门市部。这个门市部在1956年移交给L市管理，成为国营百货A。20世纪70年代，国营百货A在规模和雇佣的人数上有了巨大飞跃，在营业额上也有了巨大的提高，同时也成为L市的支柱百货。1980年，百货A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柜长承包为主的承包责任制。2002年，它进行了双置换改制——企业身份置换和职工身份置换。由此，曾经在计划经济时期占据重要地位的国营百货A逐渐衰败，而改制之后在L市商业系统中的地位也逐渐被2001年兴起的私营百货B所取代。2001年5月，原先国营百货A所在的地区开了一家百货公司，即私营百货B。它从建立初期便为L市最大的私营百货公司。

　　国营百货A的衰弱与私营百货B的兴起，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两个时期中，国家与市场都在女性多维认同的构建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首先，在国营百货A兴盛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不仅掌握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也控制着劳动分工。1949年至1960年，国营百货A的服务员主要由私人杂货店的人员通过公私合营转变而来。之后到2002年改制前，国营百货A主要采用计划性的招工方式，通过百货公司向商业局递交招工计划，经过审批而获得招工名额。计划安排下的招工包括三种形式：亦农亦商、土地征用、退休补员招收（招收上山下乡的知青）。以上三种招工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国家在性别分工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招工计划，将大量女性安排到服务业中。

　　在计划经济中，国家也调控着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包括工资制定和货品销售的每个环节。国营百货A中工资的分配严格按照计划规定的级别进行，而买卖的所有货物也根据国家的计划执行。国家深深介入服务业的劳动过程。服务员的劳动由她们和国家之间的社会契约所规定，服务员的身份认同也受到国家安排的形塑。与国家的强影响不同，市场在计划经济时期对服务员的劳动并没有太多影响。在资源匮乏的计划经济时期，所有的物质流通是由国家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控制的。商品和劳动力的自由市场并不存在。“当时由主管部门下达招工指标。上面已经拟定了男职工几名，女职工几名，年龄大概在多少，都是按照上面的要求。……以前我们每个月都要到劳动局去审批。审批多少人，工资总额多少，你就按照总额发放，并不是由你老板说了算。以前都是有指标的，连工资都有定额的。”（20140209GSJ）

　　第二，当国营百货A被要求改制，逐渐走向衰败时，私营百货B也孕育而生。可以说，私营百货B诞生于市场经济时期，其劳动者的身份认同更多地受到市场而非国家的影响。在这个时期，国家全面从劳动者的再生产领域中退出，它不再介入售货员的招聘过程，也不再全面干预工资等生活资料的分配。日益丰富的产品交由逐渐形成的商品市场进行自由流通和分配。与此同时，劳动法的出台，宣告了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国家在劳动分工领域的退出，也宣告了国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契约转而被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法律契约所取代。当售货员的劳动力变成商品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买卖时，雇主和顾客便对服务员的劳动产生了更大的规制，而资本和市场便逐渐代替国家控制了售货员的劳动。因此，在市场经济时期，女性服务员身份认同的建构更多地受到资本和市场的影响，而非国家的影响。

　　总之，计划经济时期的国营百货A和市场经济时期的私营百货B处于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前者处于强国家弱市场的环境，而后者处于弱国家强市场的制度环境。因此，两个阶段女性劳动者的身份认同也受到不同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而社会转型中女性劳动者多维身份认同的变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度环境的变迁。

　　四、女性服务员多维身份的变迁

　　（一）公民身份的塑造和消隐

　　1.塑造为国家服务的女公民身份：政治身份、公私关系与政治学习

　　正如上文所述，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主导着性别分工。在国营百货A郭书记的回忆中，服务业中的招工存在计划性向女性倾斜的趋势：“我们当时商业是女职工多。当时觉得女同志比较适合这样的工作，男同志说话比较生硬”（20140902GLZ），而服务员们也认同国家对她们的安排，芳回忆当时社会对服务员的看法“我们女的多。百货比较干净，而且卖东西需要心细，大家都觉得女孩比较适合。女孩都爱干净，又做不了重活，所以售货员这个职业就特别受欢迎。”（20140111WXF）

　　在国家安排的性别分工中，女性的政治身份而非性别身份扮演着重要角色。招工过程中，政治审核是建立国家与女性联系的重要途径。国家通过政治审核，选取优秀的公民为其劳动。

　　郭书记和她的丈夫都曾是下乡知青，他们通过严格的招工审核进入百货A工作，“例如我们有7个知青，但是只招一个，那就由生产大队组织，给你们社员评分，自己内部也进行推荐，选择最优秀的人成为被推荐对象，上报到公社，然后由公社报到单位……所以当时通过农村招工被招到百货的知青，是属于政治面貌比较好的”。（20140902GF）

　　琴是农村户口，她被招到百货A工作时经历了严格的政治审查，“当时招工的第一个条件是年龄18-25岁，第二个条件需要一定学历，虽然没有说要高到什么程度，但是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第三个条件就是家庭成分要好。第四个条件就是思想觉悟要高”。（20130723XQ）

　　通过政审，国家确保女性劳动的首要条件——做一个好公民。劳动成为公民为国家服务的途径，女性劳动者的公民身份在劳动中得以强调。

　　在国营百货A的日常劳动中，“公与私的关系”是他们面临的重要问题。围绕“公与私关系”的讨论，是对公民义务的强调。郭书记是这么描述当时售货员所面对的公与私的关系：“小孩子迫不及待地想吃软糖，但是按照规定是不能的。有服务员就让小孩吃了，然后其他顾客就不满意了，觉得怎么可以把公家的东西拿出来做人情。可是那个服务员非常有技巧，她称完了以后再减掉一颗。你可以看出营业员的工作都要很好地处理公与私之间的关系。”（20140218GSJ）

　　对于国营企业A的女性劳动者来说，她们的劳动围绕公私关系而展开。“公与私”的关系胜过她们在工作场所中所身处的许多关系，包括女性售货员之间、女性管理者与女性销售员之间的关系。

　　正是由于公私关系在劳动过程中的重要性，使得国营企业A通过各种政治学习来提高女性售货员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意识，履行公民的职责。李先生认为无处不在的政治学习是百货A帮助大家处理公私关系的重要途径。“以前强调为人民服务，现在强调经济利益。刚进去的时候培训了几天。……先政治学习一个礼拜。具体内容我忘记了。反正就记得思想品德要好。因为我们天天要跟钱打交道。政治学习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天天学习，要我们政治品德好，公家东西不能贪。”（20140215GXS）琴也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政治学习：“我进去以后，制度比较严格。……一星期，一个晚上业务学习，两个政治学习。”（20140210XQ）

　　2.为顾客服务与女公民身份的消隐：劳动力和身体的商品化

　　当中国从计划经济时期过渡到市场经济时期，国家从生产和生活中退出，劳动力逐渐成为商品，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交换。劳动者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契约也逐渐被劳动者与市场之间的法律契约所取代。通过劳动合同，国家安排的劳动分工由“劳动力市场”所主导。私营百货B的招聘过程体现了这一市场化导向，首先由营业部根据专柜需要填报“用工”申请表，向办公室申请并提出招聘岗位的基本要求，由办公室根据公司用工需求拟定招聘计划，经分管领导审核、批准，之后办公室经市“人才市场”“人力资源市场”收集应聘人员相关资料后进行初步筛选，根据情况组织楼层主管面试，合格后，办理试用手续。

　　对于私营百货B来说，购买的不仅仅是女性售货员的劳动力，甚至包括其身体表征——“外表”。人事经理提到，“外表的美丽”是招聘的首要条件：“我们当时会收到一大堆的简历，但是我们会根据每个柜台的要求来招人，例如，男装柜需要什么样的人，化妆品柜需要什么样的人，女装柜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在招之前都会有些设想。我们这里有西装柜，卖的是高档的西装，这个柜台我们一般都要招最漂亮的服务员。……我们招的女性年龄也有一定跨度；因为童装的话需要年龄比较老的；因为她们比较有性子跟那些妈妈们磨，小女孩们是做不了这个工作的；她们受不了；化妆品方面的年龄没有到40岁的，大多到30岁就差不多了。”（20130710JH）在这段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私营百货B购买女性售货员身体表征的目的在于通过女性售货员的外表，来体现所销售商品的特性。因此，在市场经济时期，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而非国家决定劳动力的配置，也同时影响着劳动分工。

　　当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决定女性售货员在市场经济时期的劳动内容时，国家安排的劳动分工逐渐被市场所安排的劳动分工所取代，为国家和人民的服务也慢慢被为顾客的服务所取代。以国家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劳动也逐渐转为以顾客为中心的劳动，而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背后是私营百货B希望在市场竞争中胜出的意愿。私营百货B的服务员在进入工作的第一个月，必须接受各种培训，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为“服务意识的培训”。人事经理是这么介绍的，“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状况下，在产品日益供过于求的市场里，在商品本身的差异越来越小的情况下，我们唯有提供令客人满意的服务，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来满足顾客的需求，来挽留顾客、赢得市场”，由此看出，提高服务质量的目标是为了“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从而满足顾客的需求，最后“赢得市场”。归根到底，是为了私营百货B获得更多的利润。但在培训中，人事经理将私营百货B的利润增加和服务员个人的发展捆绑在一起，“对于服务员个人，有服务意识才能发展，包括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更容易获得支持与帮助；管理成本下降；获得好心情；产生对工作的热爱和自豪感；个人客户服务经验的累积；自我素质和修养的提升；人际关系及沟通能力的提升”。那么，谁是百货售货员需要服务的对象，培训告诉售货员，服务的对象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外部顾客：消费者、合作伙伴”，二是“内部顾客：在企业内部，任何接受我们的产品或服务的人”。并且认为服务的精髓是“推己及人，待人若己”和“顾客才是我们真正的老板，用对待老板的态度去服务我们的顾客”。这背后所贯穿的基本理论是“我们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让客户满意，争取和保留客户；我们工作应以客户为中心，关注客户感受；我们工作追求的目标是客户满意；我们与客户的关系是真诚、高效、互惠、创造双赢；我们建立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服务的不同；明确我们的服务对象包括两种客户（外部和公司内部的）；我们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是客户的反馈。”在这样的基本理论下，售货员被要求“改变自己”以满足顾客的需要。

　　（二）性别身份的再造

　　1.去性别化的劳动与姐妹情谊

　　国营百货A的劳动是去性别化的，在招工的过程中，政治身份的重要性远远高于性别身份的重要性。女性售货员性别化的外表对于国营百货A来说并不重要。芳是这么讲述国营百货A在招工过程中对待外表的态度：“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面试，就体检了下。……对形象都没什么要求。那个阿姨很矮啊，也上来了。还有一些知青回来，外表也不怎么样，也进来了。”（20140211WXF）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国营百货A对女性售货员的要求是“朴素”，琴提道：“以前对外表没要求。有一段时间，人人有发一条领带，有工作服。没有说要化妆。当时就说要统一服装，打领带。后来也没有了，更不用说要漂亮了。” (20130723XQ)

　　“以前服务员手册也说要重视仪容仪表。但以前发统一工作服，商店的主任经常下来查仪容仪表。我们做过好多工作服，都是简单，统一单色，不像现在这么复杂。然后对发型也没有特别要求。就要求工作服整洁，戴工作牌，一开始像校徽，后来工作牌上有照片和名字。……我们对年龄也没有太多要求。一开始招的都是南下领导干部的家属。进来的时候都是三四十岁。后来招上山下乡的知青，年龄就在18-30岁左右，后面就没有什么限制了。”(20140715GLZ)对“朴素”外貌的要求体现了国营百货A女性售货员劳动过程的去性别化特征。

　　虽然国营百货A的劳动过程是去性别化的，但在劳动过程中，女性之间仍然形成了“姐妹关系”。珍是这么回忆当时的同事关系的“以前同事的感情真的很好，现在都没有办法像当时的感情。以前大家真的处得像姐妹一样。当时社会风气比较好。现在动不动就讲钱，以前人与人之前都是很真诚的，不掺杂经济利益的。以前感觉有掺杂经济利益在里面，就不纯了，大家都聊得不自在。以前我们一听，这个同事家里出了什么事，大家都在关心，都在问‘你家里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好像很自然的。现在的人怎么说都不能处理到这种程度。以前每到‘六一’节啊，什么节日啊，我们都有组织活动的。登高公园啊、中山公园啊，组织过几次啊。还有一些小东西，小朋友还挺开心。现在风气和过去真的不一样。”（20140606GLZ）芳谈到当时的同事关系时，也对当时工作场所中的姐妹情谊津津乐道：“那时候人比较多，也比较好请假。现在一个萝卜一个坑。那时候比较人性化。谁家有事请个假，同事就帮忙顶上。……我们同事关系都还不错。我还觉得当时的人比较诚实。我那时候进去，老一辈的人对我们也比较好。你不要看，捆布很不好学呢。老同事人都特别好，都很认真勤恳地教我们。……我们也没有说谁做多了，拿钱更多。以前的人也没有这么看中钱。”（20140610WXF）因此，在私营百货A的劳动过程中所建构起来的性别认同是一种“姐妹”身份和“姐妹”关系。

　　2.性别化的劳动与性别分化

　　对于私营百货B，日常顾客接待及销售是女性售货员工作的主要内容。在顾客接待及销售过程中，外表的打理成了重要内容，化妆品柜台的小华对于“漂亮”的强调体现了劳动过程中的性别特征。“一定是漂亮，但不仅仅需要漂亮，而且要非常好气质，尤其是皮肤要好，要不然你买化妆品的时候看到皮肤疙疙瘩瘩的，很可怕的；一般卖化妆品的年龄也都比较小；如果你底子还不错，那么就会送你去培训；培训非常严格，培训包括两种：一种是我们自己商场的培训，一种就是我们所服务品牌的公司培训；例如，欧珀莱公司就会要求大家到厦门去培训，也会有品牌专门的督查组和培训师过来教我们怎么化妆，教我们产品的信息、不同产品的功用以及不同产品的效果及可以化出什么样的妆容；要在化妆柜工作，一个女孩要经过非常多的培训，要认识这个品牌，然后学会很多化妆相关的知识。”（20140620JH）

　　在这样的劳动过程中，女性售货员的性别化表征也成为她们劳动的一部分，与她们所销售的商品紧紧联系在一起。

　　由于性别化是女性售货员劳动的重要特征，她们的分工也按照性别化程度来安排。女售货员的基本工资是由私营百货B制定的。一般柜台1800元，化妆品和男装柜台的基本工资稍高，为2200元/月。其余的工资收入主要靠提成。私营百货B将柜台出租给各个品牌代理商，由代理商给女售货员提成。女售货员每售出一个商品，就获得1%的提成。有些柜台也会规定，若营业额达到一定数量（若每月销售总额为8万元），则获得2%的提成。

　　女性售货员的薪酬根据外表和年龄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年轻漂亮的女孩被安排在化妆柜和西服柜，二者是私营百货B中利润最多、薪资最高的柜台，年龄较大外表普通的妇女则被安排在童装柜，其为私营百货B中利润最少的柜台。小珍是私营百货B里待了几年的老百货员。她因为漂亮，被安排在男装柜。“工资最高的是男装和化妆品（柜台），这是工资最高的两块；……营业员的工资是按照基本工资加抽成的；商场会有一个最低的工资底线，每个柜台的工资都差不多，大概在1800元这样；然后每个人卖出一件，就抽一个点，一个点的意思就是卖出100元你赚1元；在男装柜台的话，就能抽到比较多的钱；……所以，男装柜台对服务员的要求很高，相较于其他柜台，这些服务员的流动率不是很大；一般在百货，工资越高的柜台，效益越好的柜台，他们的流动就会越低。”（20140615ZZ）

　　化妆品柜的柜长阿美也提到，“化妆品柜台的流动性也低，……基本工资要比其他柜台的高一点，大概2200元/月左右。……我们挑到漂亮的人，第一也是考虑放在化妆品柜，她们也愿意；她们（员工）也很愿意去化妆品柜，因为每天都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而且我们一般规定营业员在上班时间不能化妆照镜子之类的，但是化妆品柜台的营业员在很多时间都可以自己化化妆，给别人化化妆什么的，因此有很强的优越感；通常他们每天都穿得漂漂亮亮的，制服也是特别定做的，和别人不一样，在营业员列队的时候，这种优越感特别明显”。（201400707AM）当性别化成为女性售货员劳动过程的重要特征，薪资待遇也根据女性的性别和年龄特征存在差异，这就造成了女性之间的分化。

　　（三）阶层身份的若隐若现

　　1.话语打造的阶层身份

　　在计划经济时期，“阶级”话语渗透在劳动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上文所提到的政治学习中，“阶级”作为重要的话语成为劳动者的主要学习内容。但是在现实的劳动中，建立在生产资料分配基础上的阶级分化却是隐而不见的。国营百货A薪资是扁平化的。工人之间，工人干部之间并不存在分化。“我们的奖金分到柜，由柜长决定怎么分。以前大家分配也比较平均，因为我们商业的工作时间也不好算。比如你这个月值班，下个月又轮到其他人了。或者有些人上中午班，营业额少，这样也不可能少给他们。柜长也不会因为要多赚那些钱，少分给其他人。因为这样也会影响关系。以前为了保持好的关系，都不会私吞太多奖金，也不会太计较。”（20140720WWX）在上面的考核机制中我们可以看出，奖金的分配较为平均。此外，荣誉也是通过较为民主的形式分配到个人。“那时候评劳模也是由名额分配，然后分到各个柜台。大家都在柜台内部选。”（20140215ZSZ）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工资还是荣誉，国营百货A都有平均化的趋势。扁平化的薪资保持了售货员在经济上较为平等的地位，也由此避免了工人之间、工人与干部之间的分化。

　　2.雇佣关系下的阶层分化

　　市场经济时期，企业不再是国家的代表，而成为市场的代言人，与女性售货员之间存在着市场雇佣关系。在私营企业B中，公司与女性售货员的雇佣关系存在着各种冲突甚至对抗。作为公司的代表，大堂经理的任务就是监视女售货员，看她们的劳动是否符合公司的要求。若女售货员的外表和姿态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大堂经理就会代表公司惩罚女售货员。笔者在商场做田野调查时，不止一次看到大堂经理对女售货员的责骂。“你的头发太长了”“说了不能戴耳环，你怎么又戴”“你的妆化得太差”“你这样打扮太土了”。这些对女售货员批评的背后蕴含着对女性售货员外表的控制。许多刚开始享受工作的售货员在工作一段时间以后，纷纷和大堂经理吵架，甚至离开。“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挺好的。以为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在那里就好了。可没想到公司对我们这个要求，那个也要求。我明明打扮得很好了，都按照公司的要求做了，公司还是对我这要求，那要求。”（20140608WF）

　　女售货员和大堂经理的吵架无处不在，“公司对我们的礼貌礼仪的要求实在太多。我真的很不舒服。我感觉自己就像玩偶一样了。打扮得漂亮又有什么用，不被当人看”。（20140615WWS）

　　对外表的控制不仅是女售货员与公司之间最大的矛盾，对私人空间的控制更增加了女售货员与公司之间的冲突。“能玩手机，经理会出来巡视，看到手机会扣你钱。这个真的很烦。你想有时候没有办法。家里有事找你。或者小孩生病什么的。你都不能接电话。工作时间这么长。我们什么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20140708WF）

　　小珍是个话痨，她在私营百货B中工作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说不能忍受公司不让她说话，“你说说看嘛。我们怎么可能不说话。我平常最爱说话了。但是她们都不让我说话。有一次我只是跟同柜台的女孩交流了下。可能笑得有些大声。大堂经理就走过来把我狠狠骂了一顿”。（20140809XZ）

　　在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背后，是作为私人资本的私营企业B与作为劳动者的女性售货员之间的冲突，是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同阶层的冲突。

　　五、结论

　　在不同经济体制下，国家与市场作为两股重要的力量，形塑着女性售货员的多维身份认同。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全面渗透到劳动过程和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女性为国贡献的公民义务不断在劳动中得以强调，女性的公民身份在这种强调中被塑造出来。国家招工对于政治身份的强调，工作中无处不在的政治学习，以及公私关系的凸显，使得公民身份对于这个时期的女性售货员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时期，女性售货员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为国家和人民服务，这使得她们的劳动脱离了个体化的性别特征，形成了平等和合作的集体关系，逐渐衍生出建立在经济平等和劳动互助的基础上的姐妹认同。虽然这种姐妹认同被包含在为国家和人民奉献的女公民认同之中，但仍然不能否定它的重要性。此外，“阶级话语”并没有在女性售货员中形成阶级分化，扁平化的薪酬结构和互助的姐妹情谊让女性售货员同处于一个阶级，这种意识形态与现实的距离，导致女性售货员阶级身份的模糊不清。因此，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计划经济时期公民、性别和阶级三维身份之间的相互关系，公民身份是凸显的，包含着性别身份和阶级身份，而阶级身份是最微弱和模糊不清的。

　　在市场经济时期，市场开始主导劳动力的买卖，女性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买与卖的雇佣基础上。女性售货员将自己的劳动力卖给企业，企业在这个过程不仅购买女性售货员的劳动力，也同时购买女性售货员的身体表征，以此来体现商品的性质。于是，在劳动力和身体商品化的过程中，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阶级矛盾逐渐凸显，而女性售货员之间因为竞争和工资的分化也出现了阶级的分化。原先计划经济时期在话语中出现的“阶级”成了一种真实存在。雇主与女性售货员、女性售货员之间被阶级关系所制约，而女性售货员的阶级认同也在各种控制和反抗中被塑造出来，并在女性售货员中的身份认同中占据主要地位。性别认同则和阶级认同交织在一起。阶级分化的表现是性别分化，女性根据身体和性别化的特征被分为各种等级，并与薪资等级相挂钩，原先建立在平等和互助基础上的姐妹整体，被自由竞争和不平等分化为原子化的女性个体——“女人”。而随着国家的退出，女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被切断，为国劳动的女公民身份认同对女性售货员来说不再重要，被淹没在阶级认同和性别认同中。

人们总是对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物质丰盛津津乐道，但却忽略了市场对社会的冲击，尤其是对女性劳动者所带来的冲击和改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时期，我们看到国家的退出，曾经在女性售货员劳动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政治学习和公私问题讨论消逝得无影无踪，为国贡献的“女公民形象”退到次要地位，女性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在逐渐被割裂，女性的命运逐渐交由市场来掌控。但市场的来临，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女性自由和解放，反而加重了女性作为商品而非人的特性。在市场经济时期，女性劳动力和身体都成了商品，被资方置换成不同等级的薪酬。曾经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平等互助的姐妹关系，也由于市场经济时期对性别和身体的强调，转变为极端分化的竞争关系。作为“我们”的姐妹认同已消逝，原子化的女性个体成了市场经济时期女性售货员的常态。计划经济时期在劳动者中形成的女性互助和团结，逐渐被市场经济时期的竞争所瓦解。计划经济时期虚幻的“阶级”终于在市场经济里成为了现实，而阶级矛盾则和其他矛盾搅和在一起，在女性售货员的劳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略

作者简介：苏熠慧（1985-），女，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劳动与性别研究。

本文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1期2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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